新冠疫情下的日本：失业民众与日俱增，为何申请救助金的人数反而越来越少？

日本受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影响，失业率持续攀升，其中以各大行业的兼职人员受到的冲击最大，不少原本仰赖兼职维生的民众，都因疫情失业而陷入困境。

但从申请日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（以下称“生活保护制度”）的统计人数来看，实际上申请生活保护的民众仅在去年4月首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出现大幅增加，而后甚至比未有疫情2019年同期还要低。

究竟在贫困民众与日增多的情况下，民众不选择申请生活保护的原因为何？

根据日本《生活保护法》及《宪法》第25条所设立的“生活保护制度”，为日本当局对贫困民众等弱势族群直接发放补助的社会福利制度，资金采一半由地方各级政府列入财政预算，一半由中央政府支付的形式。

目前日本全国约有214万人申请，且随高龄家庭越来越多，申请生活保护的家庭也有与日俱增的倾向。

从疫情爆发至今的申请情形来看，日本当局首次在4月实施紧急事态宣言政策时，申请补助的人数较2019年同期增加约24%。

但到了5至8月时，申请人数却比2019年同期还要低，而后在9、10月虽有些为增加，但平均数值都落在1%至2％，没有太大增加幅度。

《朝日新闻》推测，4月到5月不过短短一个月的时间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距，除可能与日本政府配合疫情，推动补助租金等对策，让民众除了生活保护还有其他选择有关外，许多处境急需支援的民众拒绝申请生活保护补助，也是影响因素之一。

像是一名每个月靠着2万日元的微薄年金收入，及打零工过活的60岁后半女性就表示，她宁可饿死也不要申请生活保护。

她表示一旦申请补助，政府就会寄送通知给申请人的兄弟姐妹或子女，询问他们是否能帮助申请人，她因为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的处境，所以不愿意申请补助。

另一名因疫情失去两份兼职工作的50多岁女性，虽然因失业而为房租、生活费烦恼不已，但她在听闻申请补助后，政府会对自己的亲戚及子女调查，为了不造成已经在独立的子女的困扰，她也完全不考虑申请生活保护补助。

从日本现行的《生活保护法》规定来看，扶养义务人的扶养权优先于政府的生活保护制度，2014年的修正法案更明定受理机关在受理申请后，必须要照会申请人的扶养义务人。

除非申请人的扶养义务人曾对申请人家暴，或申请人为70岁以上的高龄民众、长期联络不到扶养义务人等情况，才可以免除照会程序。

但厚生劳动省强调，《生活保护法》规定仅描述扶养权“优先”于生活保护，并不是没有照会扶养义务人就一定不会通过申请。

尽管如此，仍有很多民众因相关规定而不愿申请生活保护。

长年致力帮助贫困民众的日本一般社团法人“つくろい东京ファンド”（Tsukuroi Tokyo Fund）代表理事稻叶刚指出，受疫情持续恶化影响，走投无路的民众越来越多，但实际上申请生活保护的人数却不成正比，其中最大阻因便是前述提到的“照会”程序。

同法人近期实施的调查也显示，有多达3成的民众因为不想被家人知道自己的处境，故不想申请生活保护；反之若生活保护制度没有照会程序，有多达4成的民众愿意提出申请。

为改善这种窘境，“つくろい东京ファンド”于今年1月中旬在网上发起连署活动，请求政府将生活保护制度中的照会程序，改为只有申请者主动提出希望调查家人是否愿意扶养时，才需要进行，盼藉此让更多需要帮助的民众可以安心申请补助。

目前连署已突破3万大关，相关单位预计在近期向厚生劳动省提交连署结果。

《朝日新闻》也评论，受疫情不稳定影响，厚生劳动省于去年12月特别在官网上“宣传”，称“申请生活保护补助是国民的权利”，鼓励有需要的民众积极申请相关补助，但在民众行使自身权利前，政府应先调整生活保护制度的照会程序等内容，以提高福利制度的使用率。